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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深圳、东莞、惠州这四个城市的紧密关系，其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在国内只有上海-苏州可比。其中“香港 深圳”相当于上海，“东莞 惠州”相当于苏州。

但就行政分割力量对经济产业一体化的阻碍度而言，沪-苏整合似乎难于深莞惠整合，但深港的分割又削弱了服务及创新中心的势能。

而莞惠的城市文化品牌相对于苏州又太弱，影响了它对全球产业资本的吸引力。苏州能吸引到欧美日全球性跨国公司巨头纷纷进驻，而莞惠吸引到的此类产业投资太少。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综合性的，长三角的市场总规模远大于珠三角，香港不能与珠三角真正融为一体也影响了跨国公司在华南的投资意愿。

上海有6340平方公里。“香港 深圳”才3020平方公里，加上莞惠临深地带2000平方公里，才略相当于上海的空间规模。

从现实的产业空间分布来说，莞惠临深地带2000平方公里 深圳北部1000平方公里，这3000平方公里，对珠江口东岸来说至关重要。

一

2017年的时候，王识歧同学提出一个“深莞惠成长三角”的概念，即以深圳的坂田为一点，以东莞城区和惠城区为另外两点，构成一个三角形。珠江口东岸地区的ICT产业链大都在这个三角形区域内。

当然，他说不是这样一个规则的三角形，事实上西边那条边要往东莞长安镇拐一拐，这样就可以把VIVO、OPPO，以及宝安沙井松岗公明一带与V/O配套的电子企业包括进来。

我觉得这个三角形还是有一个重大的缺憾，没有把南山区包括进来，南山区无论如何应该是这个ICT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可能不是硬件，而是软件的部分。

我过去持有的一个核心观点，即认为由于ICT产业链在“深莞惠成长三角”的集聚，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使得技术创新沿着全球价值链进行扩散，在这一成长三角内进行滴露，从而为珠江口东岸的地区创新网络的形成注入活力。但这里面需要辨析的是这种扩散、溢出和滴露的机制是什么。

这个价值链的核心产品是智能手机。这里需要分析的是智能手机的技术创新是如何发生的，深莞惠地区又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

2007-2008年苹果iOS与Android两大平台推出，是智能手机创新突破的关键年——其实真实的改变世界点应该是2010年的Iphone4横空出世，引领智能手机的革命。苹果的突破式创新其实是很多年技术积累的结晶。IPhone是基于优秀的MacOSX系统架构，辅以iPad高集成度的硬件构架，并融合了Ipod近乎完三星工业设计的结果。而MacOSX是苹果在上世纪末操作系统的一次重大变革，抛弃了其用了很多年的MacOS系统，全面转向了基于NeXTSTEP的MacOSX。

富士康为苹果代工IPhone智能手机，是其将苹果产业链的终端环节带到珠三角的开始。

自那以来，智能手机的技术创新大致分布于相机、续航、外观、芯片、系统等五个方面。

无论是系统还是芯片，其创新的策源地一直都在北美。其中的重要角色是高通、英特尔等。高通发明了3G/4G的核心技术，拥有标准必要专利，没有高通的技术，iPhone是不能称其为智能手机的。

华为进入智能手机终端，其实最初只是终端集成角色。其系统（安卓）、芯片均购买自北美之专利，后来通过海思进行自主芯片的设计，但仍要委托台积电进行制造。其手机外观设计大都委托日本公司进行。

华为智能手机的异军突起，或者说真正在全球引领的创新，是其P系列开始发力手机的相机系统，于是带起了一股潮流，各家都绞尽脑汁突出手机的相机功能。在全球引起的手机相机化，是跟中国消费市场的文化特点分不开的。消费者的需求激励了这个创新。如今，“光感知”系统在智能手机关键部件的成本占比已接近50%。

但华为手机相机的技术创新，主要是通过与莱卡合作获得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在手机相机的技术创新中，镜头、传感器、AI算法与算力、后期优化处理等环节，华为自身的创新可能主要在于AI算法与算力环节，其它环节主要采购。

续航主要是电池技术，它与芯片功耗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由于苹果产业链及华为产业链的终端集成部分在深莞惠成长三角，确实带动了相关零部件生产商在周边布局，并刺激了它们的技术创新。目前在手机电池、光学器件、传感器、屏等核心部件方面，都崛起了一批国产制造商，它们均投入巨资研发，并努力跟上技术创新的趋势。

华为自身也在安卓开源技术的基础上，推出自己的操作系统和自研芯片。但这些产品在全球的技术创新价值，仍不能说是革命性的。而且现在其终端产品严重受制于核心零部件的售后禁令。

从智能手机的全球创新链可以看出，其空间分布是全球性的，很难由某一个单独的区域全部完成。美国拥有在芯片设计、操作系统方面的优势，日本拥有核心原材料、设计等优势，韩国、台湾地区则具有IC生产方面的优势，中国大陆则主要是装配、部分光学、声学、电路板、塑料等零部件、屏幕生产、总体配套等优势，在芯片方面目前仅具有中低端芯片的规模生产优势。近年越南的“河太北成长三角”则正试图抢夺这个链条中的整机装配环节，且已有所小成。

如果仅就国内而言，珠三角地区集聚了主要的终端链主、以及部分零部件的配套优势，而长三角地区则集聚了中国最多的芯片生产企业。那么如果形成内循环的“中国价值链”，长三角和珠三角谁将具有主导地位，是颇值得研究的。

我正是从中看到了珠三角，主要是深莞惠地区ICT产业链存在着溃链的危机，所以才一再呼吁建立深莞惠地区产业政策的协调性，以面对本地区的产业安全危机。

二

2008年3月，时任广东领导提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建设“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个经济圈的战略构想，首次将珠三角一体化的任务分解为三，各自推动。随后的推动下，《广佛肇经济圈建设合作框架协议》、《推进珠中江紧密合作框架协议》、《深莞惠三市城市（乡）规划紧密合作框架协议》先后签订。后来这种三三制分圈法写入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

2009年2月，“深莞惠市长联席会议”在深圳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成为一个稳定的三市间政府合作机制，也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三市合作政治平台。距今最近的一次三市市长联席会议，是2021年4月2日在深圳召开的，当时讨论了深圳都市圈城际铁路建设问题。

但三三制分圈法在其离粤后就已很少再被地方提起。虽然深莞惠市长联席会议还在开，但所达成的合作成果其实有限。

2020年4月28日，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9年工作总结和2020年工作计划》中明确指出推进深圳都市圈规划编制，原深莞惠扩容增加河源、汕尾两市，共同建立深圳都市圈。

2020年5月8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广东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同时指出建立深圳都市圈。2020年5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写出版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9》多次“点名”广州、深圳都市圈。

这可以说是深圳都市圈的建设上升到了中央及粤省决策层面。

但迄今为止，中央政府批复了南京、福州、成都、长株潭、西安等五个都市圈的规划，却尚未批复深圳都市圈的发展规划。

因此我们无法得知，深圳都市圈的决策及执行机制究竟为何，是否能落地。倘若仍然沿用之前的“三市市长联席会议”，这事实上是一种协商机制，往往什么事情都决策不了，不了了之，显然对“深圳都市圈”的规划建设发挥不了正面的作用。

对中国的地方政府来说，进行跨行政区的合作是难以上青天的事情。因为每个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权力都是高度垄断的，因而对权力的地理边界高度敏感。但是就深莞惠地区而言，虽然政府间合作甚难推进，但市场主体的跨边界行动却甚难阻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过去的20年时间里，深圳的企业大量地在东莞地区、少量地在惠州地区进行布局，而东莞和惠州的大企业也会选择利用深圳的优势资源，比如松下的实际运营总部和研发中心已经在深圳，德赛集团也在深圳设立了研发中心，而O/V也在深圳设立了其实际运营总部和研发中心。总的来说，深圳的企业流向莞惠是设立生产基地，部分企业研发跟随，部分企业研发留在深圳。而莞惠的企业做大之后则需要利用深圳的金融及人才优势，但受限于地方政府，很难将注册地迁册到深圳，所以只能设立实际运营总部。从总量来说，深圳企业流向莞惠更多，而相反的方向更少。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深莞惠政府间合作难以推进，更多是莞惠政府态度不积极，因为政府不合作，市场力量照样在推动企业资源流向莞惠。正是这样的市场力量，推动ICT产业链在“深莞惠成长三角”形成了集聚。

一方面，正如我之前的文章中写过的，ICT产业正面临着重要的变局。1，智能手机可能过了其售后高峰期，开始放缓增长。而且其技术创新也正处于一个瓶颈期，有待下一步的突破。2，国内国际之间产业链面临着调整的可能性，其后国内的供应链可能就会进行重组。也会影响到空间布局。3，原有的ICT链主企业都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抉择。

这些企业选择的转型升级方向，去看一下他们的官宣即可知。大多是朝向AI、云、物联网、智能新能源汽车等。而这些产业的空间布局会有其新的需求和特点，就会打破原有的空间结构。这是破局立局的时刻，这也是国内主要的一二线城市纷纷摩拳擦掌想要分一杯羹的原因所在。那么深莞惠几个城市是否对此有清醒的认知？本地区会在这轮新产业革命中收获什么？这不是本地区三个城市内部的竞争，而是本地区与全国、全球其它地区之间的竞争。产业资源是有限的，竞争极度激烈。

但本地区并非没有优势。以IEV产业为例，本地区既有传统汽车产业配套的优势（广佛地区、三大日资汽车公司），也有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优势（比亚迪深惠地区，以及广州地区部分新能源汽车企业），更有诸多ICT大公司押注无人驾驶技术方向。所以本地区具有打造IEV产业链的综合实力基础。

据说IEV产业已形成了G94产业走廊：沿珠三角环线高速北段及东段，即从深圳坂田到清远G94与G04-21高速公路交汇处，沿线两侧各30公里左右的带状区域。这条走廊的北端是广州传统汽车配套体系，主要提供IEV的硬件部分，而南端是深圳企业提供软件系统部分。每一个大产业的供应链依存半径是不同的，运输成本是重要考量。

未来产业的空间布局规律会是什么？珠江口东岸的深莞惠地区，甚至包括广州在内，需要建立一个协同机制。这应该是一个有产业企业家共同参加的机制，而不应该仅仅是市长联席会议。

三

我个人觉得，从ICT产业链的角度而言，与其说其空间经济学特点是“深莞惠成长三角”，不如说它们大都分布在“北深圳 莞惠临深地带”这个圈层内，我把它叫作深圳都市圈的第二圈层。

我在2018年即开始提出“北深圳科技制造产业带”的概念，并于2019年深圳市“两会”上，向深圳市人大提交了《关于规划建设“北深圳科技型制造产业带”的建议》（第20190092号），当中提出：深圳应全面梳理“（自西向东）机荷高速－石龙路－布龙路－水官高速－深汕高速”以北地区的空间－产业资源现状，统筹整合这一东西狭长地带的产业空间，进行“北深圳科技型制造产业带”的规划。

2020年初，我在《深圳房地产第三方批判》长文中，将深圳都市圈划分为三个圈层：

其中第一圈层就是深圳都市圈的主城区，也就是“（自西向东）机荷高速－石龙路－布龙路－水官高速”以南、盐排高速以西地区，面积约为700平方公里。这是整个都市圈的内核，服务和研发的中心。

当时我认为，深圳主城区由原来的所谓“关内地区”300平方公里扩展到第一圈层700平方公里，是深圳城市格局过去10年来最大的变局。700平方公里的主城区，已与整个新加坡面积相当，以此才能担当起东亚地区服务中心之一的角色。

所谓第二圈层则包括前述的北深圳地区，再加上东莞及惠州的临深地带。总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这是深圳主城区之外的郊区地带，也可说是深圳都市圈的外核。

第二圈层3000平方公里其实也是深圳都市圈最核心的科技工业带。由于光明科学城和松山湖中质科学城也在这个圈层内，所以它也是都市圈的基础研究的中心。

但它首先是深莞惠ICT产业链的主要分布区域，因而也是下一步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确保珠江口东岸地区保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地区。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关键区域内，深莞惠三方的产业政策、空间政策和社会政策缺乏协调性。

“深圳都市圈”计划能否成功、是否有意义，取决于这3000平方公里产业空间的政策协调性。因此我一直呼吁，在不影响GDP、地方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的既有格局前提下，建立深圳都市圈的产业政策、空间政策、社会政策三合一的政策协同机制，而这个机制应由深圳市进行主导。

现有的协调机制是远远不够的。

我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由中共广东省委授权，而由中共深圳市委能够对莞惠两市产生足够的权力，而形成的协调和决策机制。在中国特色的体制下，这必须是能够影响到官帽的权力。这就是我所提出的，设立一个由广东省委领导下的深圳都市圈党工委，其中广东省委常委（或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兼任深圳都市圈党工委书记，深圳市长、莞惠两市委书记兼任副书记，这个党工委对三市的相关领导职位，在广东省委那里有建议权，或莞惠两市委常委的工作考核（KPI）的一定权重（比如30%）的打分权。

在深圳都市圈党工委下面，设立一个“深莞惠产业政策理事会”，邀请8-10家链主企业负责人加入，共同谋划都市圈产业链的未来。其工作的重心，应该就是这3000平方公里的产业空间政策，以及配套的社会政策（其核心是住房政策）。

四

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可以是由深莞惠三市合作共同打造一个“未来产业园区”，作为整个区域的产业发展引擎。我建议这个引擎可以是潼湖新区。

在上一篇中，我曾说到，东莞市对其临深九镇进行了统一的定位与规划，但惠州市并没有如此清晰的产业空间战略。惠州的临深地带应包括哪些区、哪些镇街，它们与深圳、东莞的产业联系如何，应如何因应产业的需求进行空间规划，尤其是交通路网规划，相关的产业园区如何与深圳进行产业衔接，我们没有看到一份统一的研究报告或规划文件。

在惠州市的“3 7”工业园区计划——其中，“3”是指优化提升3个国家级园区——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仲恺高新区、中韩（惠州）产业园；“7”是指聚力建设惠城高新科技产业园、惠阳（象岭）智慧科技产业园、惠州新材料产业园、博罗智能装备产业园、龙门大健康产业园、大亚湾新兴产业园、广东（仲恺）人工智能产业园等7个千亿级工业园区——中，除博罗、龙门两个产业园外，其余均位于临深地带。但我们从惠州市的相关规划里，只看到他们加强了“园区意识”和“招商意识”，但并没有清晰的深莞惠ICT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意识，也没有将临深地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产业空间研究。

惠州市2021年做了一个《惠州仲恺高新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研究（2020-2035年）》，从该研究可以看出，惠州市在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包括交通规划方面，仍然是“以我为主”、“惠州本位”的规划思路。以交通规划为例，更多考虑仲恺各片区与惠州主城区之间的交通通勤效率，而不是更多考虑这些片区、园区之间与深圳市、龙岗区等之间的交通通勤联系。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惠阳区和大亚湾经开区的相关空间及产业规划中。那么更不要说建立在深莞惠ICT产业链统一认识基础上的整个惠州临深地带产业空间规划。

我之所以会特别说到仲恺高新区的空间规划，是因为在2010年仲恺高新区扩容之后，就把潼湖盆地包括在了里面，并规划了潼湖生态智慧区、环潼湖创新产业区，以及之前已经有的中韩产业园。

2018年7月我曾经驱车考察了潼湖盆地。惠州市从2014年起，提出要将潼湖智慧区做成惠州产业发展的两大平台之一进行开发，包括潼湖湿地（规划为55平方公里，其中约五分之一申报为国家湿地公园）外围的镇区，即潼湖、沥林、潼侨三个镇的各自一部分，面积约128平方公里。根据规划草案，潼湖生态智慧区被定位为国家绿色生态城市示范区、广东高端创新要素集聚区和大珠三角融合发展先行区。

当时整个潼湖盆的可开发用地约47平方公里，而且基本上是未开发状态。这块区域到深圳罗湖也仅仅50公里，东莞市区中心37公里，广州市区中心不到90公里，到惠州市区仅20多公里。在整个“深莞惠成长三角”范围内，还有47平方公里的可开发用地，这可以说是深莞惠地区最后的宝地。

即便是按照惠州市规划的先期开发面积约20平方公里计，所需要投入的前期建设资金也要数逾千亿人民币。以惠州市每年仅四五百亿的地方财政收入，且相当程度上是吃饭财政的状态，能够用来开发潼湖盆地的财力相当有限。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的开发中，产业项目还没见几个，房地产项目却已经纷纷在卖楼的情况出现，因为没有钱，必须先靠卖地赚到钱，然后才能投入产业园区的开发，以此滚动发展。但这会导致房地产思维扭曲潼湖盆地的开发。

这也是为什么我和惠州的秦仲阳先生联名呼吁，将潼湖盆地（比如叫潼湖新区）定位为广东省的战略性产业园区，并由深莞惠三市合作共同开发。可以是设立一个开发公司的形式，惠州市以47平方公里可开发用地入股，深圳市主导投入资金，东莞市占小股，三方合股开发，共享利益。按照苏州工业园区那样的标准吸引科技巨头入驻园区。

潼湖新区可以作为深莞惠地区ICT产业转型升级的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