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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甘肃水烟的运销线路主要有五条：一是东出平凉经西安达汉口，装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经南京、镇江到南通、上海，或从镇江走运河经苏州到杭州；二是南出天水经广元抵成都，或从宝鸡南经汉中，越巴山抵成都、重庆，再转运云南、贵州；三是用骆驼驮运沿河西走廊，经武威、张掖、酒泉、哈密直达乌鲁木齐；四是用皮筏子从青城装货，顺黄河漂银川到包头，再用骆驼运进张家口而达北京、天津；五是经西安运至洛阳，再分别北运山西，东运山东、苏北。当时东北销量很大，陆路经山海关运到沈阳，水路从上海、烟台、天津等港口装船，渡海运到营口卸货，再转运东北各地。

“丝绸之路”就是商旅之路。因此，广义的丝绸之路不仅指的是陇西通往关中的商路，也应该包括当年从陇西到汉中、成都、武汉、南通等地的“水烟之路”。

汪世丰介绍说，这是其父汪镜轩先生在当年担任地方国营陇西县烟丝厂厂长期间，为烟丝厂手工绘制的一组香烟商标。可惜的是，这些香烟商标并没有应用于香烟生产，而是随着一系列变故，以及烟丝厂的衰落，消散于历史的烟云之中。

透过这一组烟标，当年陇西地方水烟产业的兴盛情况，随着有关文献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一丝一缕地浮现于人们面前。

清末民初的水烟生产

据《陇西县志》记载：陇西早在明朝末年就开始种植烟草，据此已有300多年的种植历史（康树纪《再说陇西名产——水烟》，刊于《陇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甘肃物产志·烟草（第五节）》（1960年出版）载：“甘肃栽培的烟草有晒烟、烤烟、香料烟3种。晒烟栽培历史悠久，系甘肃的特产之一。晒烟有普通种和黄花种两个品种，黄花种为制水烟的主要原料，主要分布于黄河沿岸的兰州、榆中、临洮及陇西县。”“黄花种喜肥耐水，在兰州、榆中、临洮、陇西等地出产最多，亩产在250——800斤之间。”

大约在清末，陇西城关地区就出现了水烟加工业。民国初年有所发展，当时有北关的马烟坊、陈烟坊等几家。到了30年代，陇西县的水烟加工业已初具规模，加工厂家已有20余户，但产品单一，只限黄丝水烟一种，当时通称“本庄”水烟，仅销于附近的渭源、岷县、漳县、通渭等几个县。到了40年代，陇西县的烟丝加工业发展较快，从事加工水烟的厂家增加到60余户，年产量约为6000担（每担为240市斤）左右，产品也由原来单一的黄丝水烟，新增了绿丝水烟及红丝水烟，成为三大类。销路由本省发展到陕西汉中、安康地区，四川的广元地区、湖南的衡阳地区、江苏的南通地区，以及云南、上海等省市。以水烟换回的商品主要有陕西的茶叶，四川的蔗糖、丝线、棉线，以及各色蜡光版纸等。其中茶叶又在陇西形成集散地，销往周围地区。运输力除陇西当地的驮骡、马车外，还依靠临洮、临夏、渭源、漳县、通渭、武山等地的驮骡。当时仅北关就有驮骡店10余家，车水马龙，很是热闹。

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甘肃省新志·工业志》载：“榆中……陇西等县有60——90年种植（黄烟）及经营水烟的历史。”

据《甘肃省经济概况》一书载：“水烟的几个主要产区是兰州（包括皋兰）、榆中、靖远、临洮、陇西。”“1942年陇西产（黄烟丝）90万市斤。”

又据国民党陇西县政府档案《商业卷》载：1945年前后，烟庄商号有52户。

解放前各家烟坊都有自己的商标字号，各烟坊生产的每片水烟，都压有自家的商标字号，其中名气较大的如西街的汪统山，字号“元成福”，在陕西汉中西乡县设有常年的经销处；南街的樊玉斋，字号“善问和”；北关的梁好贤，字号“万盛德”；文峰的马云舫，字号“西发源”，他家的水烟上，压制有“西聚川”的字样。

当时，文峰镇东铺村、安家门村等地，种植着大面积的黄烟，大约要170多亩。每年到了烟叶的收购季节，掌柜的马云舫都要带上七、八名伙计，到地头收购烟叶。烟农们种植的黄烟，全部都交售给了马家的烟坊。遇到生计比较困难的烟农，掌柜的马云舫还会适当地提高收购价，以照顾烟农的利益。至今，文峰还保留有“烟坊巷”、“烟坊院”等地名，马家当年的烟坊生意之兴隆，于此可见一斑。

十八头骡子下汉中

《巩昌汪氏族谱》（民国九十五年（1984年）十月，台湾出版）记载：汪统山，经商，与其五弟合营“元成福”商号，曾盛一时。

同书还记载：汪志鑫，与其二兄合营“元成福”商号，后落户陕南西乡。

据汪镜轩先生三子汪世康回忆，当年，二爷汪统山经营的商号“元成福”，在陇西城里曾经名盛一时。至今，老辈人回忆起当年的汪家商号“元成福”运输水烟，“十八头骡子下汉中”的往事，仍然记忆犹新。

汪世康先生回忆说，听老辈人讲，当年的“十八头骡子下汉中”，就是一支规模比较大的运输队伍。骡子有十八头，人员有二十五、六人。其中有一位名叫王凤贤的，大约二十来岁，是运输队伍中的“把式”。何谓“把式”？就是在队伍中，既能为骡子麻利地换掌，又能为牲口看病，还要有一身好拳脚功夫，以防路上不时出现的劫匪。“把式”是对当年依靠脚力和畜力跑运输的人的尊称，通常把他们称为“脚户”。冬天，他们还要为骡子的蹄子上，戴上防滑套，以防骡子在冰雪路面上打滑（原理和今天的汽车防滑链类似）。

如果这一趟行程，汪家“元成福”的水烟还不够十八头骡子的驮运量，就顺便捎带一些其他商号的水烟，如北关的梁家、赵家，南门的樊家，苟家门的苟家等等。总之，十八头骡子齐装满员，然后择吉日出发。

每当骡队出发前，二爷汪统山总要摆酒为大家送行，并一再告诫大家：“这年月，路上不太平！在路上，让人把咱们的头打破都行，但是我们不要招惹人；货让人抢去都行，只要人和牲口能来就行！”

当年汪家商号“元成福”的骡子驮队，在往来汉中的商路上享有盛名。头骡身上戴着一串响铃，走在驮队的前头，充当的是“开路先锋”的角色。每当逢集过镇，“掌柜的”骑着头骡，威风凛凛地从大街上走过。而头骡也善通人意，不时地摇着响铃，喷着响鼻，警示前面的人马赶快让道躲闪。大老远，人们只要听见头骡的响铃，就知道汪家的驮队过来了。就连一路上山高林密处靠打家劫舍过活的土匪，也对汪家的驮队礼让三分，不仅不敢对汪家的财物和人马心生异念，还要在驮队路过时，招呼着下马、吃饭和休息。

陕北民歌《赶牲灵》妇孺皆知：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呦，三盏盏的（那个）灯；（哎呀）带上得（那个）铃子呦，噢哇哇得（那个）声……

陇西当地也有民歌《下四川》：

一溜儿山来着哟噢…… 两噢……溜儿山，三溜儿山啊……脚夫哥下了这四川……

内容和《赶牲灵》非常相似。

自古以来陕甘一家亲。《赶牲灵》和《下四川》里歌唱的情景：便是当年的“脚户哥”，在艰苦漫长的旅途中，商旅生活的真实写照。

从陇西到汉中，路途遥远，快则一个月一个来回，慢则两个多月才能一个往返。去时驮的是陇西的特产水烟，回来时驮的是汉中、成都等地的茶叶、丝绸、纸张等等。

今年87岁的梁鸿嗣老人，在解放后的50年代初期，还曾经跑过汉中，运送水烟。躺在床上，吸着氧气的老人，一说到当年运输水烟去汉中的往事，硬是从床上坐起来，两眼放光，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年轻时光。

那时候，去汉中已不用骡子驮了，改用胶皮大车。一辆胶皮大车有的是三套（即前面两匹牲口拉梢，后面中间一头牲口掌辕），有的是四套（前面三头牲口拉梢，后面中间一头牲口掌辕）。一担水烟240斤，每辆车能拉个2000来斤。回程时，拉回的是汉中的茶叶、瓷器、绸缎、铁锅、调料等等。

梁鸿嗣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跑汉中路过的一些地名：如武山、天水、两当的马刀峡、褒城，还有陇西水烟销往江苏的南通等等。

今年82岁的马国璘，是当年文峰“西发源”烟坊掌柜马云舫的堂侄。1952年冬天，他跟随家里的骡队，也走了一趟汉中。他至今还记得，去汉中单程要走六天，一个来回要半个多月。遇到冰雪路面，“把式”们就要给骡子的掌上钉上尖钉防滑。到达汉中西乡的郭家坝后，卸下水烟出售，再驮上当地的大米、纸张，返回陇西。

其实，陇西水烟只是当年甘肃水烟繁荣的一个缩影。

水烟兴盛时，市场东到鲁苏沪及东北各省；西达新疆、西藏；南至闽浙、两广、云贵川；北及宁夏、山西、蒙古大草原。基本覆盖全国，几乎各省都有市场。实力雄厚、规模较大的水烟行在西安、上海、南通、苏州等要地设有分号。中等以上烟行都派经销人员在汉口、天津、包头、洛阳、太原、成都、重庆、北京等大城市驻庄批销。各地代理商不计其数，日杂店多有经销。

清朝时期交通运输还十分落后。南方河湖纵横，稍有木船水运便利。北方陆路运输主要靠马拉骡驮，运销线路主要有五条：一是东出平凉经西安达汉口，装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经南京、镇江到南通、上海，或从镇江走运河经苏州到杭州；二是南出天水经广元抵成都，或从宝鸡南经汉中，越巴山抵成都、重庆，再转运云南、贵州；三是用骆驼驮运沿河西走廊，经武威、张掖、酒泉、哈密直达乌鲁木齐；四是用皮筏子从青城装货，顺黄河漂银川到包头，再用骆驼运进张家口而达北京、天津；五是经西安运至洛阳，再分别北运山西，东运山东、苏北。当时东北销量很大，陆路经山海关运到沈阳，水路从上海、烟台、天津等港口装船，渡海运到营口卸货，再转运东北各地（于民《兰州水烟兴衰记》，载《甘肃经济日报》2006年6月1日）。

当年的汉中是个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要地，更是东西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和人员往来的中心。往西，可通陇右、青宁藏蒙疆；往东，可由水路直达武汉；向北，可去关中；向南，可达广元、成都。

公私合营前后陇西水烟业延续

说到公私合营前后的陇西水烟业，汪镜轩先生是个关键人物。

据汪镜轩先生四子汪世丰回忆，父亲汪镜轩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和组织进行单线联系。1948年前后，汪镜轩受中共党组织指派，到甘南临潭等地秘密组织农民起义事宜。因陇西县北关人陈守礼时任临潭县县长，他被聘为县政府秘书。

解放前后，陈守礼回兰州之前，将临潭县政府的一切事务交由汪镜轩承办。解放军进军临潭时，汪镜轩负责将临潭县政府的所有人员和事务向解放军进行了妥善交接，然后回到家乡陇西，协助二爷汪统山，经营汪家的“元成福”水烟生意。

解放后，汪镜轩在陇西曾任工商联秘书。还自己出资，在陇西县城西大街“雪爷庙”内兴办了一所“陇西县民校”，并自任校长。1956年前后，民校改名为“陇西县扫盲学校”。

在担任甘肃省高等法院书记官期间，国民党的一名军官，将一套《故宫周刊》，赠送给他的副官，作为度日子的家用！（《故宫周刊》于故宫博物院成立4周年（1929年）时创刊，至1936年停刊，共出510期，刊登故宫珍藏的历代艺术珍品，图文并茂，是不可多得的珍品文献）。

汪镜轩得悉后，立即带领几位随从，连夜赶到汉中，与这位副官交涉，想购回这套书籍。经过两三天的谈判，最终商定以2000多块银元的价格成交！但是，汪镜轩手中没有现钱！怎么办？这时他灵机一动，拍着胸口向这位副官保证：再过两天，我们汪家的水烟驮队就要经过汉中，我用水烟向你担保！

果然，过了两天，汪家的水烟驮队来到汉中。汪镜轩自我做主，将这批水烟作价，换回了这套珍贵的《故宫周刊》！汪镜轩如获至宝！但伙计们回去后向掌柜的二爷汪统山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后，把二爷几乎气疯！

解放后，这套《故宫周刊》捐赠给了陇西县文化馆。

1956年，公私合营开始了。

梁鸿嗣老人清楚地记得，经过资格审查，具有一定规模和经营实力的19家水烟作坊实行了公私合营，成立了地方国营陇西县烟丝厂。

汪世康回忆说，这在当年的天水地区是第一家（当年陇西县属天水地区管辖）；兰州、天水等地的烟丝业，都派人来祝贺；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邓宝珊先生还发来了贺词。汪镜轩担任陇西县烟丝厂第一任厂长，国家派驻转业军人李振川作为公方代表，担任烟丝厂书记。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还是由厂长汪镜轩来负责。

公私合营后的陇西县烟丝厂，除了继续生产水烟外，还承担着为郑州卷烟厂提供原料的任务。由于陇西县烟丝厂提供的烟丝，货源充足，质量稳定，所以，与郑州卷烟厂签订了长期的供货合同，双方的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郑州卷烟厂还为陇西县烟丝厂提供了两套加工纸烟的设备，并派人安装调试完备。

有了生产纸烟的设备，就能够生产盒装烟了，这就要为盒装烟取名，并设计商标！这个任务自然落在了“喜书画”，且有着美术天赋的厂长汪镜轩身上。

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经过艰辛努力，汪镜轩终于设计出了一系列带有浓厚地方风情和物产特征的香烟商标：钟鼓楼、文峰塔、保昌楼、渭河牌，这是一组以陇西地方名胜古迹为题材的香烟商标；另外还有：白鹅、白兔、金凤、金菊、碧桃牌等等。

1958年，陇西县水烟丝的产量达到86万市斤，每年上缴国家税金97.5万元，年产值达到233.6万元。那时仅烟丝厂一家就占到了该年全县工商各税总收入153.1万元的63.68%。换句话说，1958年，全县工商税的一半多是由烟丝厂一家完成的（见《陇西县志》340页《陇西县工管各税收入表》）。

陇西水烟业能否再度辉煌

今年已86岁的汪伟先生回忆说，20世纪90年代初，他已退休好几年了，但心里一直挂记着水烟。心想，当年这么好的产品，不知在今天是否还有市场？于是，他在自家的地里种了两亩黄烟，加工了大约1000斤水烟，就像当年的父辈们一样，用汽车运送到汉中去卖。结果去了以后无人问津。他这才明白，时过境迁，水烟的辉煌已经成了过去。无奈之下，他又通过铁路，把水烟运回家里，连送人带便宜处理了。

汪世丰先生的“陇西烟标票据博物馆”，得到了甘肃省文博行业协会的认可。透过这一组手工绘制的香烟商标，当年陇西水烟业的兴盛衰落往事，历历展现在人们眼前。人们在参观博物馆的同时，还会思考水烟业能否再度辉煌？当年兴盛的水烟业对于今天发展地方产业有什么启示？

据市场调查预测，目前水烟尚有100万人以上的消费群体，分布在10多个省区的农渔牧林区，消费对象主要为中老年人，年消费量约200万斤至300万斤。水烟的吸用方法看似简单，其实依据的是真空负压原理，应用的是流体力学技术，使烟气在水中经过化学物理作用，最有效地过滤了烟气中的有害物质。水烟吸用方法去除有害物质的机理十分科学。水有很好的溶解性，对微小固相物有吸附作用。吸用水烟时在烟瓶上部空间形成负压，使烟气穿水而过，与水充分接触，烟气中的一氧化碳含量较少，被水溶解。焦油是有机混合物，在烟气中呈分散的原子团或微粒存在，被水分子吸附留在水中。烟碱经过滤也大幅度降低。

吸用水烟要有专门的器具——水烟瓶。历史上水烟瓶多由苏杭、湖广和上海等地手艺人制造。青铜铸成，打磨光亮，刻制山水花草图或名诗佳句于上。精品用景泰蓝工艺镶嵌了彩色花卉、山水、人物等图案。既是生活常用器具，又是文雅的工艺品，摆设于案头几桌，随时使用把玩。水烟瓶、夜光杯、紫砂壶共同成为烟酒茶文化的载体，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我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烟配方的科学性、吸用方法的先进性、吸用器具的文化性，在中国烟草乃至世界烟草史上独具风格。这三大特性既是它兴盛300多年的秘密，也是它旺盛的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