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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重新学识字她在āōē里找回了尊严

想必现在有很多小伙伴对于72岁重新学识字她在āōē里找回了尊严都比较感兴趣,现在小雨就为大家收集了一些关于72岁重新学识字她在āōē里找回了尊严方面的知识分享给大家,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我们中的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寻找同类、寻找百乐满、寻找意义。却未曾想,相比这些宏大的命题,有人寻找的只是回家的路,又或者学会识字的契机。他们寻找的目标十分具体、微小,却是点亮人生的关键。

今天是第一篇,关于几个普通人不断寻找的故事。

在内蒙古包头九原区的街头,43岁的刘现霞和丈夫在这块片区里做了多年鸡蛋配送的生意。

刘现霞不太喜欢一个人送货。几年前,她独自去送过一趟。货送到了地方,想起交货的时候需要填一张单子,写清楚货物名称和数量。她把单子掏出来,当着客户的面愣在当下,汗都冒了出来。

刘现霞自小学二年级退学,基本不识字。焦急下,她看着鸡蛋盒子上的字,一笔一笔模仿着“画”下来。实在写不下去,她把笔递给收货人,好言请对方帮忙填写。

让人发现自己不识字,她倍感窘迫。刘现霞说,自己从小就不爱读书,在她出生的山东那座村庄里,她读到小学二年级,说什么都不愿意再上学了。任凭爸妈打骂她、不给她吃饭,都不妥协。之后的回忆里,她成日成日地在田间疯跑,帮家里喂羊、割草,晃着荡着,就这样欢快地过了近10年。

过早结束教育,在小村庄里无关紧要,但当刘现霞准备走入更大世界的时候,识字是必要工具。

18岁时,长成少女的刘现霞第一次感受到不识字带来的窘迫。那年,她随年轻人的潮流,离开山东老家南下到广东打工。排队进厂时,需要填写许多登记表格,焦急地找同乡帮她填了表,才得到了一份工作。

进了厂,许多工作也很难完成,比如看不懂订单上的文字,她无法胜任车间分拣货物的工作。大城市里出行要靠街上的路牌、地名指路,不识字的刘现霞寸步难行。想要出门办事时只能求人陪同,若是对方没空,就算是重要的事,也只能搁置。

刘现霞有时候会想,如果能寻到识字的法门,生活一定能轻松不少。她试过买孩子们用的识字书,但很快发现这件事无法自学:书上的字她看不懂,如何通过识字书识字呢?进入为挣钱奔忙的阶段,她也自感没有空间寻一位老师,慢慢修习识字,只能顶着许多无法理解的信息,继续前行。

直到2022年,刘现霞寻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识字课堂。

原本,刘现霞只是每天结束配送后,打开直播间默默听课。听了几天,在一个普通的夜晚,她鼓起勇气点击和杨维云老师连麦。第一次连麦,内容是声母读“b”“ p”的发音。刘现霞紧张得嘴唇相碰却发不出声音来。杨维云老师和以往一样从容,不催促,只是鼓励她慢慢感受发音,慢慢来。

杨维云的直播间叫“喜洋洋拼字课堂”,是她自己起的名字。开课前,她还在黑板上写上“快乐学拼音,轻松识汉字”的字样。杨维云曾经是小学语文老师,退休多年后偶然接触到直播,开始在网上尝试教人识读拼音和汉字。

每日在杨维云直播间学习的,有带着儿童的母亲,也有很多年少时错过识字机会的中老年女性,对她们来说,识字是打开更大世界的钥匙,而过去的数十年,寻找这把钥匙的时间太久了。

年轻时的杨维云和学生们在一起

普通人很难留意到,每天我们用文字解码了多少信息。想象一下,打开手机或走出家门,眼前都是无规律扭曲的符号。不识字,就不掌握解读这些符号的工具,无法理解他人传递的信息,也无法通过文字把想说的话传达给其他人。

在中国,有3700万年龄在15岁以上的文盲。为人指明方向的路牌、站牌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当他们身至陌生环境时,有时会陷入彻底的迷茫。

72岁的方美章也是直播间的学员。她识字不多,有次走到一片荒地,走了好几里路都没找到目的地,沿路一个人都没有。天色渐晚,又飘起雨,她怕天黑了危险,焦急起来。悬心再往前走了几步后,她决定原路返回。终于碰到个人。问路后才得知,她是公交车坐反了。

和方美章有相似经历的人还有许多。在学龄错过识字的人往往很难拥有弥补的机会,数十年的时光中,她们和文字信息擦肩而过,处处受制于不识字的窘境。

方美章总是想抓住识字的机会。识字的直播间,她都会停下来,看一看。以前刷到的识字课都不怎么称她的心意,往往是年轻人,讲课速度快,她不一定能跟得上。杨维云老人和她年龄相仿,讲课和缓有耐心,年过古稀的方美章也可以跟上她的课堂节奏。

方美章记得,有一次,她和杨老师连麦学习普通话“一百元”的拼音发音,学了五六个小时都没学会,杨维云仍在一遍遍为她示范,方美章没有丝毫感受到杨老师不耐烦的情绪。

隔着屏幕,无法及时观察并矫正,杨维云的教学需要比线下上课更细致。教声母、韵母时,杨维云对着镜头做口型示范,提示嘴型、舌头和舌根的位置等。比如发“o”的音,要把嘴巴张圆。听起来自然的动作对于学员们来说并不容易。刘现霞跟着反复练习,还是无法完全攻克。有次连麦时,她忍不住向杨维云倾诉,说自己学得慢、总是记不住。杨维云告诉她这很正常。上了年纪的人学新东西不像娃娃学得快,再说每天白天要挣钱干活,晚上能抽出时间学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直播间学了大半年,刘现霞已经能熟练书写“我”、“你”等简单的字眼,更难一些的照着摹写也能写下来。她期望着学会更多日常词语,以后出门办事能顺畅一些。

“喜洋洋拼音课堂”直播间粉丝群中,学生们在练习拼写

过去的70多年,方美章穿梭在没有文字信息的世界里。认识了更多的字之后,方美章感觉找到了打开更广阔世界的法门。她很喜欢出去旅行,曾跟团去过美国、泰国,甚至远在非洲的塞舌尔共和国。每到一个新地方她都很想了解那里的历史古迹,试图去读简介牌上一个个艰深的名词。

现在通过直播间重学拼音,世界在她面前重新解码了一次。她迫不及待地想好好看看世界上和自己擦肩而过的信息。和朋友们参观井冈山时,伙伴们都在抬头四处观赏风景,她不一样,每到一处,都要盯着景点的介绍牌,把上面印刷的介绍文字逐字读一遍,乐此不疲。

一场互联网直播里,10个和家走失的人在这里寻找回不去的家。

工作人员把一个苹果递到男子面前。

男子40多岁,胡子刮得干净。他双手插着肩,微笑着,露出一种置身事外的神情。一台手机架在男人的对面,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在向他发问。

“这是什么?”

“苹果。”他咕哝着答道。

“你在家经常吃什么?”

男子含糊不清地说:“愿意吃什么就什么。”

男子的名字是袁德超。2022年初,他在高速路口附近乞讨时被交警发现,随后被送到救助服务中心。他能说出自己的名字,老家在河北保定定兴县,此外再难说出更多信息。过去数年,大同市救助服务中心收助了许多走失、流浪在外的人。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一定程度的智力障碍或精神障碍,无法清晰说出自己的名字和住址。找不到家,就一直在救助服务中心里住着。

大同救助服务中心内,工作人员小曹坐在桌边盯着手机屏。在这场直播中,她负责从直播间的评论中辨别观众留下的信息,可能是直接认出受助者的人,也可能是一些模糊的线索,无论信息具体还是模糊,只要有,她就得立刻记录下来,随后快速回到直播间,继续留意。

准确地说,小曹是在和直播间的主持人打配合。主持人在镜头前询问受助人问题,是希望在外貌特征之外,还能让受助者从语言习惯上,为直播间的观看者提供信息。问喜欢吃哪里的食物,可能提示他们的家乡。指着土豆问受助者它叫什么,从对方回答“土豆”“山药蛋”或者“洋芋”,也能推测受助者大致的来处。

总而言之,所有不经意吐露的细节可能会定位受助人的家乡范围,南方或北方,甚至具体哪个省市。主持人负责引导信息出现,而小曹则需要快速而准确地记录观众提供的信息。

直播还在继续。在救助服务中心住了5年的蒙雪坐到了桌前。救助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把辣椒举到蒙雪面前,问她管这叫什么。

“辣子。”

这是个超出预料的答案。5年间,小曹和同事无数次和蒙雪交流,除了回答姓名,她永远都是保持沉默。“辣子”二字为她的家乡划定了地理范围,结合口音初步判断,她的家应该在西南地区。

还有一位受助人完全说不出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但平时一高兴就喜欢哼两句小调。直播时,小曹引导他唱了几句。网友在弹幕里给出了信息,猜测这小调是来自河南或安徽,小曹把这些地名一一记下,计划直播结束后,向这些地区定点投放寻亲信息。

近4个小时的直播,收集出来的关键线索有限,小曹有些沮丧。

小曹给袁德超的姐夫打去电话,对方严重耳背,听不清她说的话。线索又要断了,好在电话那头短暂空白后,姐夫的邻居接过电话。这些年袁德超经常在外走失,邻居已对他们家的信息非常熟悉,还知道袁德超的小名叫“彬彬”。

依靠观众提供的线索,救助服务中心帮袁德超找到了家。小曹到袁德超的宿舍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袁德超只是含蓄地笑笑,似乎并不兴奋。

小曹觉得袁德超一定是想回家的。得知找到家人后,袁德超每次见到小曹就问她啥时候能回家。但因疫情封控,归家的日期一直在向后推迟。

小曹在救助服务中心工作了5年,记不清自己遇到过多少像袁德超这样的受助者。但她记得,大部分人不像袁德超这样幸运,可以找到家人,回家。走失后不再被亲属接纳并非孤例。尤其,有智力障碍的走失者大多出身贫困,被贫穷与疾病蚕食,一些走失者的家人会拒绝把受助者接回家。

常有波澜,但平日工作里,小曹还是尽量用一切办法帮走失的人找回家的路。就像那场直播,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小曹的理解中,救助工作,是在帮助走失者寻找他们的家,也是帮人寻找尊严。

她见过许多受助者初来救助服务中心的模样。很多走失的人被发现时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露宿街头,挨饿受冻。把他们接回救助服务中心后,工作人员会为人们清洗身体,提供洁净的衣服、住所和有营养的三餐。

有一年冬天,小曹和同事救助了一位老人。来的时候,老人手上生满冻疮,需要在护工的帮助下洗澡穿衣。在站里住了一段时间后,老人手上的疮口一点点痊愈、消失,老人也脱离了搀扶,开始自己洗澡。

大同市救助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街头帮助流浪人员

很多走失者在救助服务中心住一段时间后都会精神状态转好。比如袁德超,第一次见他时皮肤黝黑,如今面色变得白里透红了许多。

不过小曹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帮助他们寻找原本的家,尽可能地让大家体体面面地回家。为此,她愿意寻找方法,就像她的老领导教她那样。

小曹刚做这份工作时,沮丧于不能分辨出受助人的口音,进而难以帮他们寻亲。有次他们救助了一个孩子,对方口齿不清,一时大家都听不懂她说的话。小曹的老领导坐在办公桌前反复回听,听了一下午,终于听出来那孩子说的姓名地址,最后帮孩子找到了父亲。

这件事后来时常让小曹用来激励自己,再坚持一下,想想办法。她时常督促自己再多花点功夫,也许就能帮受助者找到亲人。

现在的领导也很让小曹敬佩。小曹觉得他头脑很活泛,因为正是他带着救助服务中心和各种网络机构合作,扩大了获得寻人线索的渠道。

在短视频逐渐流行的当下,越来越多人习惯从短视频平台的信息流和直播里获取信息。小曹相信,借着这种趋势,也可以更快速地把寻亲的信息传递出去。在直播间帮袁德超找到家后,她更加笃定地相信这点。

对于刘现霞来说,寻找识字的方法,也是寻回尊严的过程。

成家之后,她就一直困在家,生养孩子,辅助丈夫劳动。因为无法出远门、无法独立生活,年少时和她一样辍学后终日疯跑的女孩们都迎来了相似的命运,在乡村做着依附于丈夫的家庭妇女。人的自尊,有时潜移默化地被压抑在这重重限制里。

过往的人生难以改变,但习得的拼音和文字,至少让刘现霞与丈夫和孩子有更多同频的、平等的对话。

儿子上小学时,刘现霞曾试图和他一起学识字,但她跟不上儿子的学习进度。她问儿子拼音,儿子却对她说:“你不要学了,学了又忘,根本记不住。”

后来儿女陆续到外地上中学,刘现霞和孩子们偶尔用语音通话联系,但在学校,孩子们不是时刻方便接听语音通话。学会拼音后,刘现霞能够与孩子们文字交流了。孩子们给她发类似“妈妈我要去买东西”之类的句子,她都能读懂并回复。她有一种质朴的感觉:识字之后,和更广阔的世界接近了一些。

她曾说没有文化办事处处不顺,现在她正在趋近她想象中的有文化后活得会轻松一点的状态。

最近,她还在帮儿子办理高考所需的材料。以前她看不懂那些表格,总是交给儿子自己去做。现在表格上只有几处生字她不认识,她问过孩子,就独自出门去居委会盖章、办手续了。

方美章退休前一直在航运部门工作,这份工作需要四处出差,方美章胆子很大,在外面遇到不懂的字敢于直接问。直率背后,也有一颗敏感的心。

工作时总有人说听不懂她说的话,不是直接打断她,就是露出迷惑的表情,让她重复。和陌生人打交道时,她能感觉到别人说话文绉绉的,而自己满口土话,说着说着对方就露出奇怪的表情,如同看穿了她没文化。那些刺痛她的表情一直埋在她的心里。

孙女出生后,她需要帮忙照顾,有次她给孙女读故事,孙女嫌她把“日本”读成了“呀本”,她尴尬地改正,硬着头皮读下去。之后她不敢再教孙女读书识字了。

现在重新学识字,对于方美章来说是一个找回为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过程。

为了每天跟着直播间上识字课,她推掉了每晚去舞厅跳舞的活动。因为是双人舞,她不去就会有人没舞伴,她的朋友们气得把她踢出了群,也经常劝她不要再学识字了。方美章没有权衡,她坚定地倾向识字课堂这边。上课之余,她每天在朗读中纠正自己的口音,把每次和别人说话都当作练习的机会,要求自己说标准普通话,稍有出错就立刻纠正。

一段时间没见,她再和曾经的同事聊天,人们发现原先普通话比她好的人现在都没她说得标准了。同事都笑着夸她上课确实有用。

外部的认可与反复的自我确认,让方美章一点点建立起更坚固的自信与价值感。

“喜洋洋拼音课堂”直播间学生们在练习拼写

自从在直播间学拼音后,方美章把小学课本翻得很熟。现在,孙女再问她问题,她一点都不发怵了。有次孙女问她“春天”怎么写,她毫不犹豫地给孙女写下“春天”的汉字与拼音。

春天。葡萄树在春天抽出新芽,果农要日日修剪,等待甜三星果实结成。72岁的方美章期待着她最好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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