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现在有很多小伙伴对于宋元泉州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都比较感兴趣，那么小郭就为大家收集了一些关于泉州宋元申遗项目方面的知识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哦。

7月25日，经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既是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项目，同时也是福建继武夷山、土楼、中国丹霞和“鼓浪屿：国际历史社区”之后的第五处世界遗产项目。

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全市现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824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由多处代表性遗产点组成，包括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等，涵盖18处国家级文保单位和4处省级文保单位。

会议决议认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独特而杰出的港口城市空间结构，其所包含的22个遗产点涵盖了社会结构、行政制度、交通、生产和商贸诸多重要文化元素，共同促成泉州在公元10-14世纪逐渐崛起并蓬勃发展，成为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海上枢纽，对东亚和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宋元时期的泉州，如何在远离中原、临近“荒服”之地，面向大海，开拓出了一块本难为正统所兼容的跨文明沟通空间？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

《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王铭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4月版。

摘编｜李永博

边陲的拓殖

其一，在“衣冠南渡”的名义下发生的大量北方汉人的迁入。

这个过程开始于秦的“南平百越”。秦为了统一中国，在百越地区荡平原始的越人部族势力之后，在南方山地及沿海地区输入汉人50万，其中一支，在福建“与越杂处”。秦开始的汉人迁入历史，在三国时期得到延续，但此时汉人主要开辟福建北部地区。第一次大规模汉人迁入的事件，发生于东晋“永嘉之乱”之后。那个阶段，“中州板荡”，衣冠士族南向迁徙，进入福建者，据说有林、陈、黄、郑、詹、邱、何、胡等“八族”。这些迁徙氏族考虑到“中原多事”，因此没有北向回归，而是在东南地区留居，使得东南沿海地区在六朝间。

唐时开发漳州地区的陈元光，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王潮、王审知兄弟，亦是如此。引来最多北方移民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909—945年），此国为王潮、王审知兄弟创建，王审知在其统治闽国期间，引来了大量中原移民。

据《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僭伪列传一》，“王审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父恁，世为农民。唐广明中，黄巢犯阙，江、淮盗贼蜂起。有贼帅王绪者，自称将军，陷固始县，审知兄潮时为县佐，绪署为军正。蔡贼秦宗权以绪为光州刺史，寻遣兵攻之，绪率众渡江，所在剽掠，自南康转至闽中，入临汀，自称刺史”。后来王潮取代王绪，成为统帅，在泉州引兵攻打“为政贪暴”的刺史廖彦若，“军民若之，闻潮为理整肃，耆老乃奉牛酒，遮道请留”，王潮始担泉州刺史。王潮、王审知在东南征战，大获胜利，“尽有闽、岭五州之地”，建威武军于福州，以潮为节度、福建管内观察使，审知为副。王潮过世后，王审知于唐末为威武军节度、福建观察使，累迁检校太保、封琅邪郡王；梁朝开国，又累加中书令、封闽王。据泉州期间，“闽中与中国隔越”，王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

王氏据有全闽，一时衣冠士族与之俱来，其后闽国政权折节下士，开四门学，以育才为急，礼遇唐末士大夫南来者，设招贤院以馆之，使大量北方氏族（有名者计五姓）随之南来，而福建北部氏族大姓（有名者计十一姓）亦纷纷南下，使泉州出现一个望族聚居的局面。

王氏政权退出泉州后，在后唐“晋江王”留从效、陈洪进的统治下，士农工商各得其所，海外贸易持续升温。

其二，南渡后，汉人在这个区域营造生产基地和居住聚落，营造“核心区位”。

泉州地区核心区位体系之形成，与北方汉人的迁入在时间上同步。3世纪至10世纪几度大规模北方望族南迁，在人口的社会组成上显然不仅包括望族的家族成员，而且还包括随这些望族南迁的平民家庭。社会身份不同、拥有财富有别的人口抵达泉州地区时，面对的是一大片有待开发的土地。为了在这个地区获得生计上的保障，南迁的北方氏族与家庭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和聚居群体，以集体力量来应对边陲处境。秦、汉、东晋期间的移民，既已开创分散的聚落，居住于这些聚落的人们也建立了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剩余产品的交换为中心的初级集镇。到了隋唐时期，比初级集镇更高一级的核心区位得到进一步的建设，而到闽国时期，泉州地区已经具备了村落、市镇和城市的完整区位体系。

也就是说，3世纪至10世纪之间，泉州地区的区位体系经历了一个转型，从相对松散过渡到了隋唐的分布广泛、组织严密。在这个过程中，聚落社区之间的贸易对于泉州区位体系一体化起到关键作用，与此同时，行政建制一样起到关键作用。在秦平百越之前，泉州为越地，秦置闽中郡。这个地区虽为秦闽中郡地，但所受到的朝廷控制并不严密。汉立闽越王，泉为闽越国地，至东汉属会稽郡，三国属建安郡，而晋太康年间析建安郡为建安、晋安两郡，至隋末未有实质性改动。在以上诸时期，变动中的各种政权对于泉州区域的行政控制，显然十分微弱。随着社会经济区位体系的成熟，这个状况发生了改变。

施坚雅在比较中心和边缘地区的行政建制时说：

区位行政制度的基本策略是，把县级单位的规模调整为与宏观区域结构对称的形态，即把核心地带高收入区的人口数量最大化，把不安全的边陲地区的人口数量最小化，进而在府级单位的核心地建立多个县级单位（其目的是在朝廷财政收入所依靠的高税区用尽可能少的府包容尽可能多的县），在其边陲地区放置较小数量的县级单位（其目的是简化控制的环节并在危机时刻对地方官加以严密监视）。区位行政体系中首府的细部分类，完全反映区域核心—边际结构、行政首府在经济核心地点级序中的位置、控制的空间跨度、主要行政任务的明确性。这一包括官位设置、行政级别、品位的复杂制度，使中央政府有能力最大限度地利用其行政人员。

清净寺（正原摄于2015年）

其三，在人口膨胀的压力下，区域交换体系得以形成，其中，海外贸易的发达成为“地方特色”。

北方的移民来到泉州地区，给当地原住民（闽越人）带来北方“农业革命”的成果。在汉人迁入闽越地区之前，在这里生活着的闽越人，拥有丰厚的自然资源，他们无须从事大规模农耕，便可生存。当闽越人以渔猎—采集和小规模农耕为生计之时，北方大地上，因数千年前早已出现过“农业革命”，人们已脱离“自然经济”；随着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那里的人口大规模增长，早已超出本来的耕作方式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为应对这一压力，生产关系和耕作技术进一步优化，造就第二场“农业革命”。迁入泉州地区的北方汉人，初到此地，带来效率较高的生产关系和耕作技术，在人口还未造成压力之前，他们依靠这种关系和技术，创造了大量盈余，为这个区域剩余产品的流通和产品流通中区域经济体系的一体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然而，唐以前南迁的汉人，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被迫面对如何适应当地地理和物产条件的挑战，这尤其在人口大量繁殖、会聚之后，更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就福建的诸地区而言，泉州地区地理、气候条件与北方地区相对更为接近。这里山地居多，少有的可耕土地，或面积狭小，或贫瘠不堪；虽水涝频发，却属全年重干旱地带，为南方少有的适宜种植小麦、黍、豆类的地区。而小麦、黍、豆类正是北方汉人在“农业革命”以后长期习惯食用的农产品。出于对这个地理、物产条件的习惯性适应，迁入福建的北方汉人出现了向泉州地区聚居的倾向。起初，这个聚居的倾向对于当地的发展不但没有不利之处，反而促进了它的经济开发。

但是，到了唐—五代，人口聚居所造成的物产相对不足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相对于人口的物产不足问题，在同一时期又为当时行政建制的改动所加重。唐后期至闽国时期，成为“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州，政府在这里鼓励相对自由化的经济活动，从而进一步导致了附近州县人口向泉州的聚迁。例如，唐元和年间（806—820年），福建的福州、建州、漳州、汀州人口均大幅度下降，而唯独泉州出现了人口大量增加的现象。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泉州的特殊经济地位引起的人口聚迁，表现得十分明显。与人口压力的出现同时，农业的进一步开发也受阻于泉州地理环境的制约。历史上关于泉州农业环境的记载很多，而且大多持负面的评论。如乾隆版《泉州府志》卷十九《物产》云，“泉地斥卤”，“桑蚕不登于筐茧，田亩不足于耕耘”。除生产的条件局限之外，泉州长期遭受不利于农业的水、旱、风灾。

在上述背景下，泉州人面临着一个在经济上进行重新选择的机遇和压力，而在地理条件下，相比农业，这个地区一个较为有利的条件是处于华夏与海外“岛夷”之间，而且其沿海地区分布着天然良港。利用这个地理空间的交接地带优势，发展对外商业贸易，对于人口压力的解决和泉州的进一步发展，显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与此同时，在边陲地带，商业没有像在政治中心那样受到人们的鄙视。因此，海外贸易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选择。

元十字架石刻（正原摄于2015年）

其四，地方政府和士绅合作的城建事业，适应商业贸易规模扩大的需要，而选择扩大城市地理覆盖面及“大都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力。

从时间上看，这个过程从唐后期延续至元末，是泉州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从中国的“大历史”视野观之，这个阶段，历史出现了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历史大循环，此间，先是出现了隋唐的统一，接着出现五代、宋、辽、金、西夏的分裂，最后出现元的大一统。在这个阶段中，治乱的统治者之族性并不固定。然而，就泉州地区自身的历史来看，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是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达。唐中期以后，中国对外陆路交通不便，中外商人越来越多利用海上交通进行贸易。这个对外交通路线的改变，促成了既有的中印交流路线向包括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世界）的更广泛的交流路线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泉州与交州、广州、扬州一道，作为中国南方四大港口，扮演着贸易的积极推动角色。在唐后期至北宋初期之间，泉州的民间商人已经积累了十分发达的航海知识及与海外诸国进行商品贸易的经验。不过在唐代，这个城市的对外合法贸易，都需通过广州的市舶司审批，因而在经济上形成了对广州的依赖。这一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泉州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闽国至南唐期间，在分治王国的治理下，泉州对广州的依赖关系逐步松懈。闽国的统治者王审知家族采取保境安民、奖励外贸的政策。接着，留从效为了保障泉州的对外贸易，也继承了王氏家族的治理传统，鼓励公平买卖，拓展泉州的商业活动。

泉州的商业活动，重点是南洋转口贸易。在五代时期，这种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成为闽国的主要财政收入，因此得到官府鼓励。转口贸易要求有大量货物流动，也要求有成熟的市场，而满足这两项要求，就要求转口贸易枢纽地区将粮食从本地生产改为从域外和外地转运，从而使更多人力可以从事商业经营。而在当时的泉州，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生产已无法满足人口需求，转向贸易正符合这个地区的经济状况。转口贸易，使泉州的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得到大幅度发展，也促使包括舟船、桥梁在内的交通运输设施建设，得到了空前改善。

到宋神宗（1068—1085年）时，泉州与海外的贸易物货之浩繁、频率之高，已经赶上广州，而广州官吏出于地方商业保护主义，对泉州海商加以刁难。为了独立处理海上贸易，泉州知州上奏“置市舶于泉”。宋哲宗在位期间，1087年，正式下令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此后，泉州的海上贸易获得了的认可和支持，也具备了对商贸有益的区域经济自主权。

尽管北宋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之后不久就为金所灭，但其后偏安杭州的南宋和在跨越欧亚大陆的广大土地上建立的元帝国，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考虑，相继支持泉州海外贸易事业。南宋起，“帝都”所在地移至近处（杭州），因难舍泉州舶税之膏腴，朝廷于建炎三年（1129年）十二月，将宗室349人迁徙泉州，并设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的“南外宗正司”。南宋来泉宗室生活的庞大费用，大部分由泉州地方财政承担;其在泉期间，从泉州的海外贸易获益甚丰，因之也加以鼓励。尤其是名儒真德秀以徽猷阁学士再知泉州〔绍定五年（1232年）〕期间，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振兴泉州港。真德秀在其“祈风文”（《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中有言曰，“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番舶也”，因而，他祈求神明“大彰厥灵”，“俾波涛晏清，鲉舻安行，顺风扬飘，一日千里，毕至而无梗”。

此间，泉州海商的海外活动范围，广达印度、阿拉伯世界、波斯、欧洲和东非沿海，到了元代，已经与这些地区形成较为固定和化的经济、文化关系。宋元之间，泉州与海外构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网络，这个网络由几条海上航线为主干，维系着这个地区与世界的联系。其中第一条航线从泉州延展到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第二条航线从泉州，经广州，再经南印度的故临，前往今之阿拉伯世界（古称“大食”）；第三条航线经阿拉伯世界，中转亚丁湾而进入东非沿海;第四条航线，也是经过阿拉伯世界西去而抵达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地区。在此期间，从泉州外销的产品包括了当地出产和中国其他地区出产的丝绸、陶瓷、茶叶。在商品的大量外销中，泉州海商从海外带来了大量的金银、香料等财富。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大量外国商人、宗教团体也来到泉州，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文明杂糅的景象。

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马可·波罗路过泉州，对当时的刺桐城记述如下:

离福州后，渡一河，在一甚美之处骑行五日，则抵刺桐（Caiton）城，城甚广大，隶属福州。此城臣属大汗。居民使用纸币而为偶像教徒。应知刺桐港即在此城，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于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贩运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Alexandrie）或其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

凡输入之商货，包括宝石珍珠及细货在内，大汗课税额十分取一，胡椒值百取四十四，沉香檀香及其他粗货，值百取五十。

此处一切生活必需之食粮皆甚丰饶。并知此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购价甚贱。此迪云州城，特有一种语言。大汗在此崇迦（Concha）国中征收课税甚巨，且逾于行在国。

在论述世界性经济交往体系的形成史时，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Eric Wolf）主张，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海外贸易，是15世纪欧洲势力兴起之后才出现的。他给出的理由是，从全球的海路交通条件看，欧洲与几大洋的交通最为方便，从地中海东部港口，欧洲可以通往中国，也可以顺另外一条航线通往东非和印度，此外地中海还可以通过陆路和河道的连接，与西非形成密切联系，而欧洲与东南亚的关系，更存在着许多海路的优势。据沃尔夫所言，15世纪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后，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性的范围内占有支配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欧洲的扩张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则还因为欧洲在地理方面具有上述的优势。

近代世界史研究者，固然能找到许多证据来证明此类观察的客观性。但是，涉及15世纪以前泉州地方开发史的史料却表明，这一看法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嫌疑。在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之前，由一座中国东南沿海港城带动的海外贸易活动，其所跨越的空间范围，东达朝鲜、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一些国家，中间范围包括南洋、印度等地，在此范围内流动的物品与符号，包括了东西方各主要文明的成就，其广度并不亚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如侯仁之早就指出的，在15世纪90年代哥伦布、达·伽马“发现新航路”之前，亚非地区的航海家们早就发现了这些航路。早在公元前6—7世纪之间，腓尼基人即已沿着非洲东岸南航，绕过大陆南端而驶入大西洋；15世纪20年代，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之前70年，一些阿拉伯人已经沿非洲东岸自北而南航行，在一个遥远的异域建立了海上贸易（达·伽马正是从阿拉伯商人那里获取向北航行的情报的）；至于从非洲东岸横跨印度洋到达印度南部的航线，则早已为阿拉伯航海家伊本马季得（Ibn Madjid）发现。15世纪末欧洲人“发现新航路”之前，从中国南海到印度洋上的往来贸易规模巨大，繁荣程度极高。5世纪初僧人法显的西行，早已沟通了海陆两路；7世纪前半叶，大食帝国兴起，此后数个世纪，直到元朝时期，其余东南沿海之间的贸易极其密切。海上交通的发达，使广州和泉州相继成为外贸巨港。

开元寺（正原摄于2015年）

“新世界”的发现

随着海外交通的发达，穿行于各地的泉州舶商早就接触到了“新世界”。这些早期异国见闻，没有在文字体系里得到系统保留，但可以想见，其地理、人种、风物及文化的视野，早已超出了一般范围，而成其“天下”。早期舶商视野的拓宽及对不同世界的逐步认识和适应，使泉州人比那些受正统世界观制约的人们，更易于接受来自异国的风物与文化，而正是这个超越正统的文化观念，为后来泉州海外贸易视野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知识基础。宋元时期，泉州地方的官员、文人、商人、一般民众已经对异国情调更加熟悉和习惯，在这个时期，对海外世界和文化的系统描述也出现了。

《诸蕃志校释 职方外纪校释》，赵汝适著，杨博文注解，中华书局2000年版。

《诸蕃志》可以说是依据对海外来客的“访谈”写成的地理学专著，它的特点是从一个世界性贸易港口放眼世界。到了14世纪初期，在这个基础上，泉州还出现了依据亲自展开的海外探险写出的同类志书。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生于元至大四年（1311年），自少年时期便景慕司马迁而爱好游历世界，到了海外交往极度发达的泉州。至顺年间（1330—1331年），汪大渊年仅二十，即随泉州商船远航，经过内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入孟加拉湾，绕印度半岛，经阿拉伯湾，进入波斯湾，南下经亚丁湾、红海，沿非洲东岸南下至坦桑尼亚，元统二年（1334年）返回泉州。至元三年（1337年），汪大渊第二次从泉州起航，经南洋群岛诸国，穿过马六甲海峡，绕过苏门答腊岛，北至万年港，东至古里地闷、文老古，向北至苏禄岛，最后经中沙、西沙群岛返航，至元五年（1339年）夏秋间抵达泉州。汪大渊两次远航探险，历时8年，航程数万里，到过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沿途所闻所见十分广博，至正九年（1349年）修《岛夷志略》。

汪大渊《岛夷志略》全书一卷，分百条记述，每国一篇，大多为汪大渊亲身经历和见闻的各国山川、道里、国情、民俗、物产、贸易等方面的情况。全书涉及亚、非、澳各洲的国家与地区达220多个，其中主要包括澎湖、琉球、三岛、麻逸、无枝拔、龙涎屿、交趾、占城、民多郎、宾童龙、真腊、丹马令、日丽、麻里鲁、遐来忽、彭坑、吉兰丹、丁家卢、戎、罗卫、罗斛、东冲古剌、苏洛鬲、针路、八都马、淡邈、尖山、八节那间、三佛齐、啸喷、浡泥、明家罗、暹、爪哇、重迦罗、都督岸、文诞、苏禄、龙牙犀角、苏门傍、旧港、龙牙菩提、毗舍耶、班卒、蒲奔、假里马打、文老古、古里地闷、龙牙门、东西竺、急水湾、花面、淡洋、须文答剌、僧加剌、勾栏山、特番里、班达里、曼佗郎、喃诬哩、北溜、下里、高郎步、沙里八丹、金塔、东淡邈、大八丹、加里那、土塔、第三港、华罗、麻那里、加将门里、波斯离、挞吉那、千里马、大佛山、须文那、万里石塘、小埧喃、古里佛、朋加剌、巴南巴西、放拜、大乌爹、万年港、马八儿屿、阿里思、哩伽塔、天堂、天竺、层摇罗、马鲁涧、甘埋里、麻呵斯离、罗婆斯、乌爹等地，内容包括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物产、贸易等。

《岛夷志略校释》，（元）汪大渊著，苏继庼注解，中华书局1981年版。

汪大渊第一次远航是在1331年，比哥伦布最早世界之行（1492年）早161年。这一点说明这位中国青年航海家的创新精神，更说明中国在西方对“新世界”的发现以前已经出现了一种“商业主义”的世界眼光，这种世界眼光含有一种类似于后来在西方出现的“东方学”（Orientalism）的文化地理表述风格，因而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某种类似于“东方学”的文化霸权主义因素。据萨义德的研究，在西方，东方学正式产生于1312年。当年，维也纳教会通过一个提案，决定在巴黎、牛津等地建立有关中东和近东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科系。从此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被西方社会承认的“东方学专家”。在14至16世纪之间，东方学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西方宗教的源头（近东和埃及）及其对立体系（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资料。直到18世纪中叶，东方学仍然是附属于教会的知识结构。在几百年里，“东方学学者”一直是指圣经学学者、闪米特语系专家、伊斯兰学学者，以及稍后成长起来的研究汉语的汉学家，其研究东方的目的是为了扩张西方教会的势力。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中叶，东方学的范畴逐步扩大到整个亚洲，它的走出教会，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化界。19世纪的东方学学者，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学者（如汉学家、伊斯兰学家、印欧学家），另一类是有天才的业余热心人士（如文学家雨果和歌德都曾写过有关东方的书），更多的是学者和热心于东方文化的名人。

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

撰文｜王铭铭

摘编｜李永博

导语校对｜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