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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22时09分，G1228次列车缓缓停靠在终点站沈阳北站。当最后一名旅客拉着行李箱安全离去，负责添乘该次列车的赵鹏也结束了当日的工作。走出站台，看着灯光下洁白的“子弹头”，他说这是一天中自己最放松的时刻。

赵鹏是沈阳客运段动车二队一名指导车长，也是家里的第四代铁路人。时光荏苒，80多年来，这个家庭经历了从蒸汽机车到“复兴号”高铁列车，乘车环境从“脏乱差”变为“洁净美”……四代人，见证了不同时代的春运故事，也见证了中国铁路历史变迁。

速度，从“80”到“300”

赵鹏负责管理的高铁列车最高时速可达300多公里，这样的速度在80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赵鹏的太爷爷赵荣均曾经做过沈阳站的守车整备员，1940年参加工作。逢年过节，赵鹏常听爷爷赵振儒讲起太爷爷的故事。

“那会儿铁路工人，干最苦最累的活，靠一点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赵振儒说，记忆中，父亲春节和平时一样，天不亮就去上工，主要工作就是往锅炉里添劈柴和煤，满车烟尘，一身煤灰。

赵振儒说，那时的火车是最快时速只有80公里的“大篷车”，车厢黑黢黢的，座椅是木质的，火车头有日本的、美国的、苏联的……可谓“万国制造”。

赵荣均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的铁路由中国人做主。他在自传中写道：“伪满时期受到日本鬼子压迫，把人当牛马，非打即骂。1945年将日本推翻了，只想光复好过太平日子，不到数个月又来了军阀……”

新中国成立，铁路事业发展翻开新的一页。

1960年，深受父亲影响的赵振儒如愿到铁路工作，伴随中国铁路走过近20年的岁月长途。

“20世纪70年代末，‘东方红3型’内燃机车从站里驶出，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120公里，当时觉得老自豪了，这是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火车啊！”赵振儒说，那一刻，他想到父亲未了的心愿成为现实，热泪盈眶。

赵鹏的父亲赵泽强是赵家的第三代铁路人，他曾是198次沈阳至上海真如的列车长，当年单程要走50多个小时。如今，沈阳到上海，赵鹏只要10个小时就能到达。

2012年赵鹏从部队转业后自主择业，也成为一名铁路工人。在爷爷和父亲赞叹、羡慕的目光中，走上崭新的工作岗位：四季如春的车厢、帅气精神的工装、方便实用的皮箱、营养均衡的盒饭……这一切在几十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

目前，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已从2012年的9.8万公里增长到2022年的15.5万公里，其中高铁从0.9万公里增长到4.2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截至2021年底，全国高铁网已覆盖94.7%的100万以上人口城市。

归途，从忙乱到从容

春运，是赵泽强40多年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工作场景。从最早的绿皮车，到后来的空调车，到后来的动车，再到现在的高铁。归途中的人们，越来越从容。

改革开放后，社会活力迸发，人员流动越来越大。1979年的春运，铁路旅客人次首次破亿。

赵泽强回忆说，那时几乎每节车厢都“人满为患”，导致常有旅客上不去车，有的人看着驶离的火车在站台上掉眼泪。“有的乘客从窗户爬进去，我也爬过。”

绿皮车时代，上卫生间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一个不到三平方米的小卫生间里，也能站、坐五六个人。”赵泽强说。

老赵回忆说，列车员打扫卫生需要把旅客的行李依次挪开，挪开一件扫一块地方。大家给这起了个名字叫：“搬家法”。

相比春运时的挤，夏天是最难熬的，车厢内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宛如蒸笼。“挂在车顶上的小电扇马力开足也没用。”赵泽强说，“实在熬不住，就从南京、济南等大站弄几块冰块上来，外面裹上毛巾，抱着睡觉。”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大量使用空调列车。赵泽强值乘的列车条件有了质的变化。

如今，赵鹏工作的高铁动车空调充足，卫生间内现代化的设施等让旅客乘车的体验更好。

“我当乘务员时第一件事是练习扎马步，那会儿整个列车十几节车厢只有三四节有茶水间，我们拿着暖瓶去接水，为旅客送水。车厢晃得厉害，人又多，你得马步扎牢了，要不就得挨烫。”爱说爱笑的赵泽强打趣地回忆着当年的情形。

“如今，在我们高铁上，你立个硬币都不会倒。”赵鹏看看父亲，自豪地说。

传承，从过往驶向未来

几年前，一部名叫《三分钟》的短片在网络上刷屏。

片中，一位列车员母亲过年期间，只能依靠列车靠站的三分钟时间与儿子相聚。赵鹏对这部短片感触很深。

“一年到头见到父亲的时间不是很多，一到过年我就问我妈，为什么别人家过年阖家团圆，我们家却冷冷清清？”赵鹏说。

赵泽强对儿子和家人有些愧疚：“没办法，我们家的作息节奏一直是和其他家庭‘颠倒’的，别人放假，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赵泽强说。

2012年，赵鹏也成为一名列车员，他渐渐理解父亲的工作。“千家万户盼团圆，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在家，在家就不正常了。”赵鹏说。

这些年，赵家形成一个规矩，赶在节前大家都在的时候，做一桌“年夜饭”，提前“过年”。一家人互致新春祝福后，父子俩分头投入到各自的春运工作中。